载《啸乐（口哨音乐）艺术基础》222-233页
1 孙登是道教传说中的人物。晋葛洪著《神仙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原书亡，乃后人掇拾）·孙登传》说：“孙登者，不知何许人也。（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印1926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116-117）仅79人，本传仅此一句，面貌更显古朴，由此知传世本也应该有后世累增的问题）恒止山间，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夏单衣，天大寒，人视之，辄被发自覆身，发长丈余。又雅容非常，历世见之，颜色如故。市中乞得钱、物，转乞（疑“分”讹）贫下，更无余资，亦不见食。时杨骏为太傅，使传迎之，问讯不答。骏遗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门就人借刀断袍，上下异处，置于骏门下，又复斫碎之。时人谓为狂，后乃知骏当诛斩，故为其象也。骏録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骏给棺埋之于振桥，后数日，有人见登在董马坡，因寄书于洛下故人。嵇叔夜有迈世之志，曾诣登，登不与语。叔夜乃扣难之，而登弹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优而识寡，劣于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弹琴，于是登弹一絃琴以成音、曲，叔夜乃叹息绝思也。”（卷六3）据此分析，其人有不明来历、隐居山间、不依赖（其《焦先传》亦有“冬、夏单衣”）因而不看重生活物质（《彭祖传》有：“王……致遗珍玩，前后数万金，而皆受之，以恤贫贱，无所留。”（卷一3））、琴技高超、读《易》、雅容非常且历世不衰、不理睬权贵、预言应验、死而复生等道教特点。文中“恒止山间，穴地而坐”与“市中乞得钱、物”矛盾，大概也是累增造成的。传世本记载篇幅虽详于后代许多记述，但还没有关于苏门山的记载。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葛洪《神仙传》六《孙登传》叙事与《嵇康集序》及《文士传》略同，只多太尉杨骏遗以布袍，登以刀斫碎，及登死，骏给棺埋之而登复活二事”，（650-651）由此可知，有的本子没有孙登对嵇叔夜才优识寡的评价及琴技比较的两段。
《世说新语·栖逸》2南朝梁刘孝标注引晋孙盛《魏氏春秋》：“登性无喜怒，或没诸水，出而观之，登复大笑。时时出入人间，所经家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去。”（170）补充了“性无喜怒”的特点，这是符合道教精神的，《神仙传·封衡传》述“养性大略”即有“损喜怒”。（卷十3）可惜所举事例中仅没水不怒，出水“复大笑”有问题：无初不可谓“复”；“大笑”不可谓“无喜”，何况“复”乎？“时时出入人间”，与上文“恒止山间”矛盾，“所经家设衣食者，一无所辞”，与“冬、夏单衣”，天大寒“被发自覆身”和“不见食”矛盾；“去，皆舍去”，与“更无余资”虽相合，但与“转分贫下”矛盾。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嵇康集·目录（《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作“序”（170））》：“登字公和（《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作“孙登者”），不知何许人，无家属（《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无后字），于汲县（《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作“郡”。西晋泰始二年置，今县西南25里，寻废。）北山土窟中得之（《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后三字作“住”，《神仙传·李意期传》为“作土窟居之”（（卷三3））。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有“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无后文）每所止家，辄给其衣服食饮，得无辞让。”（606）补充了“字公和”、“见者皆亲乐之”。其隐居地点“汲县北山，似由“恒止山间”发挥；“土窟中”似由“穴地而坐”发展而来。较前文“读《易》”前多“好”。变前文“弹”为“鼓”是同义词，后又有增“一弦”，变技法为琴种。“于……得之”无主语，句子不完整。“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与前文“冬、夏单衣”和下文“给其衣服食饮，得无辞让”矛盾。
《世说新语》梁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鬰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170）补充了具体年代。“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鬰茂”似由“恒止山间”发挥，但与“土窟中”和“穴地而坐”矛盾。
《艺文类聚》卷十九录《孙登别（《太平御览》作“列”（1813下））传》：“孙登，（《太平御览》后有“字公和，汲郡共县人。清静无为，其情志悄如也。好读《易》、弹琴，颓然自得。观其风神，若游六合之外。当）魏末（《太平御览》有“共”，疑“其”误）处邛(《太平御览》无此字，疑‘郡’误）北山中，以石室为宇，编草自覆。”（353）“编草自覆”未分季节，与上文“冬则被发自覆”和“冬、夏单衣”矛盾。“以石室为宇”与上文“穴地而坐”“土窟中”矛盾。《太平御览》“观其风神，若游六合之外”似由“雅容非常”发展。其补充的“清静无为……颓然自得”，是符合道教精神的。但“其情志悄如也”，与前文“时时出入人间”和“见者皆亲乐之”矛盾。“汲郡共县人”，就是今河南辉县，即隐居地当地人，容易了解，与前文“不知何许人也”矛盾。
《晋书·隐逸列传》：“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性无恚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时时游人间，所经家或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弃。尝住宜阳(《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宜阳郡：后魏置，北齐省，即今河南汲县治。”）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应……竟不知所终。”（2426）比较以上，可以知道是集记载之大成者，但因为以上记载多有互相矛盾处，肯定无法与上文尽合。其改《魏氏春秋》“性无喜怒”、“复大笑”为“性无恚怒”、“便大笑”，避免了问题，但“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与下文“所经家或设衣食者，一无所辞”，仍然矛盾。无相应上文，“登亦不应”中“亦”属使用不当，此句且与“见者皆亲、乐之”矛盾。
《太平御览》卷五七九引《晋纪》：“孙登，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散发宛地，行吟乐天，居白鹿（河南辉县西五十里，接修武县界。卢思道《西征记》：“有石自然为鹿形，远视皎然独立，故以白鹿名。”）、苏门二山。弹一弦琴。善啸，每感风雷。”“不知何许人也”是继承以往，也避免了当地人知根知底的问题。“散发宛地”应是由“被发覆身，发长丈余”演变。白鹿、苏门山较以上具体。“行吟乐天”合于道教精神。“善啸，每感风雷”，也合乎从古以来由巫及道的传统。
比较以上，我们可以知道孙登与苏门山有关的事迹是在道教隐居精神的指引下，逐渐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因为按正常情况，应该是当时人知道得详尽而后代逐渐淡忘。这和南北朝时，受佛教的影响和刺激，编造大量道经、丰富教礼祭典、建立起较系统化的道教体系的行为（57），是同步相应的。有关传说不少互相矛盾，是因为不同的人按照自己的理解甚至理想予以丰富、创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孙登只是一个历史上道教隐居传说的箭垛式人物。
2 这样一个传说人物，后来竟然成了竹林七贤的领袖之一的嵇康的老师。《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晋孙盛《晋阳（《太平御览》多“春”字（1813上））秋》：“（《艺文类聚》引有“嵇”（353））康见孙登，登（《太平御览》引《孙登别传》无此字）对之长（《艺文类聚》引无此字）啸，踰（（《艺文类聚》引无此字，《太平御览》引《孙登别传》作“逾”）时不言。（《艺文类聚》引无下文）康辞还，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惜哉！’”（606）他的意思应该是遗憾自己用长啸向嵇康表达的意思没有为对方理解。嵇康的诗中写到过作啸（《幽愤诗》“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328下）《赠秀才入军五首》：“心之忧矣，永啸长吟。”（342上）），大概也是引发孙登对之长啸传说的原因。
同样是孙盛，在《魏氏春秋》（《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又说：“初，康采药于汲郡共北山中（《文选·幽愤诗》李善注引作“中山北”（328上）），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踰时（《文选·幽愤诗》李善注引作“年，”）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也。’（《文选·幽愤诗》李善注引无后文）及遭吕安变，为诗自责曰：‘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下，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赧良朋。’”（606）其称孙登为“隐者”，是因为当时尚未仙化。比较上，由似乎专程拜访变成了采药偶遇；由仅言“惜哉”变为又预言后事。连《三国志》裴松之注也不禁批评说：“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606）
晋葛洪著《神仙传·孙登传》非作啸而弹琴，非当面而背后预言，又有不同。
《三国志》裴松之注又引《康别传》云：“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606）并同时指出：“与盛所记不同。”确实，“识寡”和“性烈”，相差太远。说其“性烈”，大概是考虑到后来丢了性命，其实，他丢命的原因应该是政治原因。不说专程拜访还是采药偶遇，大概是对岐说不知所从，干脆付诸阙如了。
《世说新语·栖逸》2也有记载：“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170）比较以上，取“保身之道不足”而弃“识寡”和“性烈”，与丢命联系更为明确。采药偶遇又变成了出游偶遇。
《世说新语·栖逸》梁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鬰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康闻，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薾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文选·幽愤诗》作“柳”，与下姓对，更好）惠，今愧孙登。’”（170）又改出游为从游三年，偶遇不言也变成了三年不言，而临别赠言也增加了火和光的比喻而显得更富哲理和文采，最后，还补充了预言的应验。其实，这应验是倒因为果。由有文可征的“愧”发挥为“不如”，再发挥为“从游”，如此而已。
王隐《晋书》（《世说新语·栖逸》2梁刘孝标注引）：“孙登即阮籍所见者也，嵇康执弟子之礼而师焉。魏、晋去就，易生嫌疑，贵、贱并没，故登或默也。”（170）又由从游变成了门下弟子；其“或默”与临别赠言矛盾。前面记载，起码有“惜哉”一语，据此，其时应该还有完全无语的一说。《太平御览》卷五七九引《晋纪》：“嵇康师事之，三年不言。”没有后文，当属此类。
《晋书·孙登传》说：“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或谓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2426）而其《嵇康传》却说：“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沉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1370）比较上文，可知又都是集大成者，而一说“从游”一说“采药”偶遇，一说“识寡”一说“性烈”，前人说法不一，抄撮者自相矛盾也就难免了。
《唐伯虎全集·卷五·〈啸旨〉后序》：“右《啸旨》一编，馆阁暨郑马诸书目，皆不著所撰人名氏。内述其事始于孙登、嵇康先生。” （8）今本《啸旨》都只提阮籍，由此可知，失传的本子中还有由嵇康引起的一说。可惜已不能得知其详了。
由以上愈演愈详的发展和无法一致的说法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故事同样是累增创作而来的。
3 同为竹林七贤领袖之一的阮籍曾作啸（有称也写到过作啸，如《艺文类聚》卷二六引《咏怀诗》：“月明星稀，天高地寒。啸歌伤怀，独寤无言。”然此为辑佚，原集所无，除此则无，原因参见另文《啸在历史上受歧视的表现和原因考辩》），有记载可证实，如《裴楷别传》（《太平御览》卷五六一引）：“初，陈留阮籍遭母丧，楷弱冠往吊，籍乃离丧位，神志晏然，至乃纵情啸咏，旁若无人。”伏义《与阮籍书》（《阮籍集校注》录）：“而吾闻子乃长啸慷慨，悲涕潺湲又或抚腹大笑，腾目高视，形性张。动与世乖，抗风立候，蔑若无人。”（89）大概因为啸的联系，与孙登在苏门山的故事迁延转移到阮籍身上，也是很自然的。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葛洪《神仙传》六《孙登传》叙事与《嵇康集序》及《文士传》略同……并无一字及于阮籍者。”（650-651）王隐《晋书》（《世说新语·栖逸》2梁刘孝标注引）却说：“孙登即阮籍所见者也，嵇康执弟子之礼而师焉。”
阮籍历史上被认为啸艺高超，《艺文类聚》引东晋袁宏《竹林七贤论》：“阮籍，（《太平御览》有“字嗣宗”）性乐酒。善啸，声闻数（《太平御览》无后字）百步。”（353）东晋江微《陈留志》（清吴伟业《梅村诗集》卷二《梅村》吴翌凤笺注引）：“阮嗣宗善啸，声与琴谐。”（《渊鉴类函》卷266引《白帖》同），作为仙人的孙登肯定应该比他技艺更高，而且正好以他为陪衬来突出这一点，正如以嵇叔夜善弹琴来衬托其琴技一样。明于此，则下面的故事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晋孙盛《魏氏春秋》（《三国志》刘宋裴松之注引）：“（《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170）、《太平御览》引（1813上）有“阮”）籍少时（《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无此二字）尝游苏门山，苏门（《太平御览》无此二字）山（《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无此三字。）有隐者，莫知（《太平御览》有“其”）名姓（《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太平御览》作“姓名”），有竹实数斛，臼、杵而已。籍（《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有“闻而”）从之，与（《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无此字）谈太古无为之道，及（《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无此字）论（《太平御览》无此二字）五帝三王之义，苏门（《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有“先”）生（《太平御览》无此字）萧（《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作“翛”，音同）然曾不经听（《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作“眄之”）。籍乃对之（《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作“以嘐然”）长啸（《太平御览》作“笑”），清韵响亮（《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作“韵响寥亮”）。苏门（《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有“先”）生（《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有“乃”）逌尔而笑。籍既降，苏门（《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无二字，下有“先”）生亦（《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作“喟(kuì)然高”）啸，若鸾（《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作“有如”）凤之（《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无此字）音焉（《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太平御览》无此字，《太平御览》无后文）。至是，籍（《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作“素知音，”）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其歌曰：‘日没不周西（《阮嗣宗集》作“方”），月出丹渊中。阳精蔽（《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作“晦”）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阮嗣宗集》作“东”，后有“离合云雾兮，往来如飘风。”）。富贵俯（《世说新语·栖逸》1梁刘孝标注引作“俛”）仰间，贫贱何必终。”（此段《阮嗣宗集·大人先生传》为薪者所发）（605）
刘义庆《世说新语·栖逸》1：“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yì昂首。）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口酋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169-170）由出游偶遇师从变为专程拜访；太古无为之道、五帝三王之义变为黄、农玄寂之道、三代盛德之美，又增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由仅笑增要求更作；由隐约的鸾凤之音变为具体的“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
北魏郦道元《水经·洛水注》引臧荣绪《晋书》称：“孙登尝经宜阳山，作炭人见之，与语，登不应。作炭者觉其精神非常，咸共传说。太祖闻之，使阮籍往观。与语，亦不应。籍因大啸，登笑曰：‘复作向声!’又为啸，求与俱出。登不肯，籍因别去。登上峰，行且啸，如箫韶笙簧之音，声振山谷。籍怪而问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声。’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问久之，乃知姓名。”（492）又变为受命拜访；由“亦啸、闻上啸”变为更形象的“上峰，行且啸”；由抽象的“如数部鼓吹”具体化为“如箫韶笙簧之音”；由“林谷传响”夸大为“声振山谷”；更增加了“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问久之，乃知姓名”的一段。
《世说新语》梁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曰：“籍归，遂著《大人先生论》。所言皆胸怀间本趣，大意谓先生与己不异也。观其长啸相和，亦近乎目击道存矣。”（170）由《魏氏春秋》“歌曰”具体化为指出其著作，实际上是透露了故事的因由。
《艺文类聚》引《竹林七贤论》：“籍常箕踞啸歌，酣放自若。（此段同《世说新语·简傲》1：“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文，似误抄入）时苏门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亲往寻，其人拥膝（《太平御览》作“于”）岩颠。遂登岭从之，箕坐相对。籍乃商略终古以问之，仡（yì昂首。）然不应。籍因对之长啸。有间（《太平御览》作“顷”），彼乃龂(yín)然笑（《太平御览》作“叹”）曰：‘可更作。’籍乃为（《太平御览》作“又”）啸，意尽退。还半岭，（《太平御览》有“闻”）岭巅口酋然有声如数部鼓吹，顾瞻，乃向人啸也。”（353）由“隐者”升格为“真人”；同孙登故事，所居由山中穴地土窟变为悬崖石室，这里也由抽象的山中具体化为“岩颠”，须“登岭从之”。
房玄龄等《晋书·孙登传》：“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2426）其《阮籍传》：“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阮嗣宗集》无此字）三公，下不失九州牧。（《阮嗣宗集》此段为“或遗大人先生书曰”语，与后文不连属64）独不见群虱之处（《阮嗣宗集》有“于”65）裈（《阮嗣宗集》有“之”）中（《阮嗣宗集》有“乎”），逃乎（《阮嗣宗集》作“于”）深缝，匿乎败絮，自以为得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阮嗣宗集》有“饥则囓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阮嗣宗集》作“死”）于裈中而不能出也。（《阮嗣宗集》无末字，后有“汝”）君子之处域（《阮嗣宗集》作“寰区之”）内，（《阮嗣宗集》有“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1362）由“太祖”变为“文帝”，是为了时代接近，但仍不合“魏、晋去就，易生嫌疑，贵、贱并没，故登或默也”；奉命拜访与游山偶遇自相矛盾。
《艺文类聚》卷十九353面录《孙登别（《太平御览》作“列”（1813下））传》：“阮嗣宗闻登而往造（《太平御览》无此字）焉，适见（《太平御览》有“公和”）苫盖被发、端坐岩下鼓琴。嗣宗自下趍(qǘ)之（《太平御览》作“趋进”），即坐，莫得与言。嗣宗乃嘲（《太平御览》作“嘹”）嘈长啸，与鼓（《太平御览》无此字）琴声（《太平御览》作“音”）谐会雍雍然。登乃逌(yóu)尔而笑，因啸和之，妙响动林壑（《太平御览》后有“风气清太玄”）。”（353）“苫盖被发”应由“被发自覆身”发挥而来；而二人合奏则应由以下记载发挥：东晋江微《陈留志》（清吴伟业《梅村诗集》卷二《梅村》吴翌凤笺注引）：“阮嗣宗善啸，声与琴谐。”《渊鉴类函》卷266引《白帖》：“阮嗣宗善啸，声与琴谐。”《陈留风俗传》也称阮籍的歌啸“与琴声相谐”。
明本《啸旨·苏门章第十一》中有进一步的演化：“苏门者，仙君隐苏门所作也。圣人述而不作，盖仙君述广成、务光，以陶性灵，以演大道。……晋阮嗣宗（一有“自负”）善啸，闻仙君以为己若，往诣（一作“请”，疑形近误）焉。方被发握坐。藉（“籍”形近误）再拜而请之，顺风而请者三，承风而请者再。仙君神色自若，竟无所对。籍因长啸数十声而去。仙君料籍固未远，因动清角而啸。至四五发声，籍但觉林峦草木，皆有异声。须臾，飘风暴雨忽至。已而，鸾凤、孔雀缤纷（一本下有“而至，不可胜数”）。籍既（一夺此字）惧又喜而归，因传写之。十得其二，谓（一作“为”，同音误）之《苏门》，今之所传者是也。”
诸记载虽大体相同，但歧异之处亦复不少，基本是愈演愈详。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定，这也是累增创作出来的。
4 《水经·洛水篇注》引臧荣绪《晋书》“孙登……阮籍……推问久之，乃知姓名”，“余按：孙綽之叙《高士传》言在苏门山，又别作《登传》、孙盛《魏春秋》，亦言在苏门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感之，著《大人先生论》，言：‘吾不知其人，即（一云作“既”）神游自得，不与物交。’（《阮嗣宗集》无此段，有“尝居苏门之山，故世或谓之间……遗其书于苏门之山而去。”）阮氏尚不能动其英操，复不识何人而能得其姓名也？”（2426）清·李慈铭（莼客）《越缦堂读书简端记》255页：“案：郦氏之论甚核，苏门长啸者与汲郡山中孙登，自是二人。王隐（《晋书》）盖以其时地相同，牵而合之；荣绪推问二语，即承隐书而附会；唐修《晋书》复沿臧说：不足信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葛洪《神仙传》六《孙登传》叙事与《嵇康集序》及《文士传》略同，只多太尉杨骏遗以布袍，登以刀斫碎，及登死，骏给棺埋之而登复活二事，并无一字及于阮籍者。盖洪为西晋末人，去登时不远，故其书虽怪诞，犹能知登与苏门先生之为二人也。《大人先生传》及《魏氏春秋》并言‘苏门先生，不知姓名（《阮嗣宗集》作“字”）。’而王隐以为即嵇康所师事之孙登，与嵇、阮本、集皆不合，显出附会。刘孝标引以为注，失于考核矣。今试以王隐之言与《水经注》所引臧荣绪《书》引互校，知荣绪所述，全出于隐。并‘推问久之’二句，亦隐之原文……李莼客以为荣绪即承隐《书》而附会，非也。”（650-651）
以上考证，精神可嘉，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前提是孙登实有其人，然据上文，他只是一个历史上道教隐居传说的箭垛式人物，其与嵇康、阮籍的故事同样是累增创作出来的，那么，“时地相同”，事迹精神、性质类似的“怪诞”之说，认为二人亦可，认为一人又未尝不可？
5 知道这些人物和事迹是历史上累增创作出来的，不影响苏门山在啸文化史上的地位，因为文化、文学的真实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历史的真实。苏门山毕竟是传说中关于啸的时代比较早、涉及著名历史人物（孙登、嵇康、阮籍，后者是史称善啸的最有名的人）比较多的历史上有名的地方，以其作为历史上曾经辉煌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啸艺的纪念地还是有必要和很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