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琨与历史上的音乐退敌解围考辩

 

载《啸乐(口哨音乐)艺术基础》80-86页

1 史传晋刘琨有清啸退敌解围事迹,被后人作为啸(口哨)和音乐的作用的典型不断引用,本文本着严格科学的态度,对该事迹作一科学考察。

古籍对刘琨清啸退敌解围事迹记载情况是这样的:刘义庆《世说新语》(《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佩文韵府》等引有,(353)今本无)“刘越石(《晋书·刘琨传》作“琨在晋阳,尝”)为贼胡骑所围(《太平御览》、《佩文韵府》引,《晋书·刘琨传》有“数重“),城中(《太平御览》无,《晋书·刘琨传》有此二字)窘迫(《太平御览》、《佩文韵府》引,《晋书·刘琨传》有“无计”)。刘(《晋书·刘琨传》作“琨”,《太平御览》后有“依夕”)乘月(《晋书·刘琨传》无此二字)登楼清啸,胡(《晋书·刘琨传》无此字)贼闻之,皆凄然(《太平御览》作“悲”)长叹。”(《佩文韵府》引,《晋书·刘琨传》后有“中夜(《佩文韵府》引《世说新语》有“吹”)奏胡笳,贼又(《佩文韵府》引《世说新语》作“皆”)流涕嘘唏(《佩文韵府》引《世说新语》无后二字),(《佩文韵府》引《世说新语》有“人”)有怀土之切。向晓复(《佩文韵府》引《世说新语》作“又”)吹之,贼并弃围而走(《佩文韵府》引《世说新语》作“起围奔去”)。”唐李伉《独异志》卷上文略同,增“救兵不至”,改奏胡笳在日中,复吹解围在“至晚”。

已有学者指出,包括《艺文类聚》在内的唐代前期一批文化典籍,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质量不太高,并不可靠。(709-712)《晋书·刘琨传》记载这一事迹,并非按生平年代顺序,而是放在其去世封谥后,显然是作为传闻处理的。其所增内容,也应作如是观。《太平御览》多同《晋书·刘琨传》,后出者文反较前详,基本符合传闻愈演愈繁的特点。

知人论事,以便讨论,我们先熟悉一下事件主人翁。据《晋书》等记载:刘琨,字越石,魏昌(汉苦陉县,三国魏改为魏昌,隋改为隋昌,唐改为唐昌,又改为陉邑。故城在今河北省无极县东北)人。少有隽朗之誉。为征虏将军石崇金谷园宾客,文咏为当时称许。后又与陆机、陆云、潘岳、左思等同事贾谧,号称二十四友。惠帝时为范阳王司马,共破东平王楙等,以功封广武侯。晋怀帝永嘉元(306)年,任并州刺史。他在上党地区招募了一支千(一说五百)人的部队边走边打到了晋阳。召集流亡,整顿地方。永嘉六(312)年,雁门乌桓反叛,刘琨率精兵出晋阳抵御,刘聪遣刘粲、刘曜以令狐泥为导乘虚进袭。太原太守高乔投降,刘琨父母并遇害。刘琨回救战败,退回常山。后向鲜卑拓拔求救,其首领猗卢出兵打败刘粲、刘曜。刘琨因兵力弱小,移驻阳曲(一作阳邑)。晋愍帝建兴四(316)年,拓拔内乱,刘琨的儿子刘遵说服箕澹、卫雄率本为晋人的三万人来投。逢石勒攻乐平,太守韩据求救,刘琨全力出救。战败不能自守,自飞狐口入幽州安次投奔太守鲜卑段匹磾。晋元帝大兴元(318)年,鲜卑段部内讧,段匹磾忌其声望,将其杀害。刘琨初与祖逖俱为司州主簿,同寝,中夜俱闻鸡起舞。后来二人都有志恢复中原,他听说祖逖被朝廷任用建功,曾对人说:“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晋书》有传(1679-1690)。《隋书·经籍志》有集九卷,别集十二卷,后不传。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刘越石集》一卷。从历史记载看,刘琨不但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军事家,有文学成就,而且是有名的志士。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人们乐于传颂有利于其形象和功绩的传闻是可以理解的。

传闻并非毫无道理,历史上刘琨确实有作啸的证明。其《扶风歌》写道:“朝发广莫门,莫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廷。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不重陈,重陈令心伤。”(408)

但传闻不能坐实。《扶风歌》“吟啸绝岩中”是为了“命徒侣”,应该只是啸叫;而能感动胡骑,使之凄然长叹、流涕嘘唏,有怀土之切并弃围而走的,却只能是啸乐(用啸吹奏乐曲)。《晋书》增加“晋阳”地名,似乎更加真实。又增加奏胡笳情节,因为二者都是吹奏的,月夜感动胡骑,“向晓复吹”,使“贼并弃围而走”的的究竟是清啸还是胡笳反而不清楚了。唐李伉《独异志》卷上文也有同样问题。

不论是清啸还是胡笳,如果能退胡骑,那么刘琨就不用弃城投段匹磾,从而委身虎口自取杀身之祸了。像唐·畅当《酬严司空见寄诗》理想的那样,“刘琨坐啸风清塞”,胡骑来了,只要不分昼夜地清啸、奏胡笳轮番上就是了。刘琨吹累了,可让他教的部下顶替他吹。《后汉书·隗嚣传》录王遵《喻牛邯书》:“前计抑绝,后策不从,所以吟啸扼腕,垂涕登车。”王遵生西汉末年,父为上郡太守,少豪侠,有才辩。初为隗嚣部将,后归光武。长期生活在西北军中,可见汉军中士人已能啸。刘琨《扶风歌》:“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他有千百人的队伍,是不可能靠他一个人啸着发令的,必定有人呼应。《南齐书·魏虏传》:“众号百万,吹唇沸地”,《资治通鉴·一四一·齐建武四年》因之,可见军中能啸者大有人在。相反,永嘉六(312)年,刘粲攻破晋阳,刘琨父母被杀;晋愍帝建兴四(316)年,石勒进攻乐平:刘琨都依靠鲜卑拓拔部的“胡骑”退敌。否则,就只有弃守,可见清啸和奏胡笳都是不能依靠来解围退敌的。

即使假定刘琨的清啸真有使胡骑感动解围退敌的艺术力量,在传说的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发挥作用的。刘琨在城楼清啸,城楼高约10米以上(据马汉荣等《中国建筑之最》“现存最完整的古城”山西平遥“开始筑城是在27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代,如今保留下来的古城是明洪武三年重筑的……墙身高10米……(22)”“今天的洛阳城是宋代修筑的……城高13米……(30)”“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大型城墙”“西安……从地面到城垛墙高12米……(38)”),城下的攻城军队为避免城上守军的矢石杀伤,一般要距城百米以上扎营(一般矢石射程约50步,但劲弩在百步以上),而清啸的音量很小(详见上文),胡骑恐怕根本都听不到,更谈不上被感动解围退兵了。同理,胡骑“凄然长叹流涕嘘唏”,声音同样很小,刘琨等同样根本听不到。

排除完全空穴来风的杜撰,比较可能的事实是,某次刘琨被围,在城楼为鼓舞士气长啸,或者是思考问题时下意识地吟啸了几声,第二天(按唐李伉《独异志》卷上文为“至晚”)胡骑因为别的原因(骑兵善野战而不利于攻城,可能就是原因之一)解围退兵了。二者本属偶合,为鼓舞士气或赞颂英雄,却被当作英雄事迹,流传了开来。史家出于同样的考虑,将其录入正史。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有人据此说刘琨是最伟大的口哨(啸)家,有了以上科学认识,笔者认为不妥。因为能称为伟大的口哨(啸)家,衡量标准无非是历史地位和技艺。即使刘琨清啸退敌解围是真实的,论时代和名气及历史地位,他也比不上作为我国历史上贤相和智者的代表、曾抱膝长啸的诸葛亮,以及“才高八斗”且第一个写自己作啸的曹植。而论技艺,刘琨仅仅只是有作啸的证明而已,史称“善啸”的有在我国历史上地位显赫的西王母和名士阮籍等。更何况清啸退敌解围,还只是不能坐实的传说呢?

 

2 《三国志演义》根据传说创作的《三国志》等史书中没有的空城计情节,诸葛亮使空城计,在城上焚香弹琴,古琴的声音同样很小,司马懿同样也不可能品音退兵。比较可知,不能严格考证的刘琨清啸退敌解围也同样是根据传说创作的。

 

3  其实,从啸、琴上升到音乐层面,以上并非最早和仅有的音乐退敌解围事例,比以上更早还有一例,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类传说的真相。

这一事例的起源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孔子讲诵弦歌不衰……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13](P.1930-1932)从原文看,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只是从容镇静、无异常日;退敌解围是靠子贡招来救兵。

但大概受历史上板楯蛮歌舞以战和四面楚歌等音乐在古代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事例的影响,以为音乐能退敌解围,又附会上例中的弦歌与退敌解围,于是,对下面事例的曲解就不难理解了:

在上文事件之前,有这样类似的一个事件:“孔子……去卫。将适陈,过匡(宋邑)。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13](P.1919)文中匡人围孔子出于误会,退敌解围自有原因。

因为上述渊源,《韩诗外传》(十卷,西汉经学家、文帝博士官韩婴撰。所述故事主人翁多为历史真实人物,史实也有记载,但具体情节和细节多经增饰渲染,实际上是作者为说明其观点而采自传闻或创作出来的。传世有元嘉兴路学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等)发挥为:“孔子行,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带甲以围孔子舍。子路愠怒,奋戟将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义之寡裕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讲,是丘之罪也。若我非阳虎而以我为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围罢”匡人具体化为简子,发展得更加详明。孔子阻止子路争斗,是因为相信仁义和命运。歌毕围解,是意外的收获,但肯定容易让人产生从容唱和可能是退敌解围原因的联想。

《孔子家语》(三国魏王肃自称受于孔子二十二世孙猛,一般认为是他综合秦汉诸书所载孔子遗文逸事成篇)又发挥为:“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奋戟将与战,孔子曰:‘歌!予和汝!’子路弹琴(《史记索隐》作“剑”(1920))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隐去了被围原因,进一步用上面的“弦歌”取代了真实的退敌解围原因,明显引导人理解为弦歌退敌解围。清崔述《洙泗考信录》(后人称其: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此书尤为生平心力专注)即据事理指斥说:“如《家语》所言,则是匡人真以歌辞退矣,而岂有是理哉?”

《琴操》(旧题汉蔡邕撰,然《后汉书》本传只言著《叙乐》而无此;《隋书.经籍志》载晋广陵相孔衍著《琴操》三卷,后注释、类书引皆称蔡邕:疑孔衍从《叙乐》辑出)进一步发展为:“孔子到匡郭外,颜渊举策指匡穿垣曰:‘往与阳货正从此入。’匡人闻其言,告君曰:‘往者阳货今复来。’乃率众围孔子数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军士僵仆,于是匡人有知孔子圣人,自解也。”改阳虎为常见的名称阳货,虽然更好;但改颜刻为更加知名的颜渊,是张冠李戴,发展上述退敌解围原因“弦歌”为“音曲甚哀”,是越错越远。再加上“有暴风击军士僵仆,于是匡人有知孔子圣人”,更进一步把孔子和音乐说成能呼唤灾变的巫师,离事实真相更远了。

 

4 综观以上音乐退敌解围的传说,我们可以确认都是后人增益、附会的,与史实和情理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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