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语言文化研究

《施氏食狮史》不能证明汉字不宜拼音化

发表于《语文教学与研究》中旬版2005年10期。

  语言大师赵元任先生为说明汉语声调有区别意义的特点,用“shi”音节的字创作了《施氏食狮史》,颇有趣味,其文为:“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这篇短文后来却被用来证明汉字不宜拼音化,如迟之再《“语素说”疏证》(《汉字文化》1996年3期)就断言:“赵元任先生的《施氏食狮史》是汉语拉拼的死刑判决书。”
  汉语是否应该拼音化是可以讨论的,本文不准备涉及这个复杂问题,只想谈谈上面这篇短文是否能够作为汉字不宜拼音化的证明。据笔者考察,结论是否定的。
  短文所述故事较为怪异,不能深究,如:即使是多狮的非洲,也从没听说有人“嗜狮”。氏“视狮”,为什么不去狮子经常出没的莽原,竟然“适市”?狮子不去莽原觅食,何以也“适市”?“石室”怎么“拭”?“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又怎能合情合理地“试释”?显而易见,这只是为了特殊的需要而专门创作出来的一篇短文。
  短文基本上属文言,尽管有些语句如“氏时时适市视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拾是十狮尸”等,不能算是地道的文言。因为倘要地道,势必要更换词语,就不能满篇皆“shi”了。这是趣味性文章,是不能这样计较的。
  用来说明汉语声调有区别意义的特点,是可以不必太计较的。但如果用来作为汉字是否能够拼音化的证据,恐怕不能不计较文章的真实和正确性。而且,即使不计较这两点,这篇短文还是不能作为汉字不宜拼音化的证明。这篇短文创作在白话文主体地位已经确立之后,一个明显而又重要的问题是,当时直到现在谈汉字是否应该拼音化都是对现代汉语白话的当前需要和今后发展而言的。论证这个属于现代汉语白话领域的问题,却用一篇基本上属于古代汉语文言的文章作论据,这就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分析属于古代汉语文言的语音,中古以后一般以《广韵》音系为标准。用中古《广韵》音系考察这篇短文,文中的字除声调有不同以外,还分属“书、禅、船、生、崇”这些不同的声纽,“支(纸)、脂(旨、至)、之(止、志)、祭、质、昔、职、缉”这些不同的韵母:语音是极不相同的。全文相邻的字:中古声韵调全同的只有叠音词“时时”;声韵相同的仅有“狮史、市视、始识”,但声调仍有不同。显然,如果从《广韵》音系的角度看,短文中的字音是没有混同之虞的。
  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汉语白话与古代汉语文言的明显差异是复音词增多的同时语音系统简化。此文用与复杂语音系统配套而单音节占优势的古代汉语文言创作,却让现代人用现代汉语白话简单的语音系统去读,才能造成这样集中、典型的完全由同声韵词构成一篇短文的有趣现象,这就是作者造成这篇短文趣味性的诀窍所在。
  然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短文却不能作为汉字不宜拼音化的论据。论证这一现代汉语白话领域的问题必须用属于现代汉语白话的论据,而此短文的内容如果用现代汉语白话表达,将是下面的面貌:“(从前,有位住在全用)石头(砌成的)房屋(或石洞)里的姓施的诗人,他非常喜欢吃狮子肉,发誓要吃掉十头狮子。(这位)姓施的常常到(狮子经常出没的)市场(边莽原上)去寻找狮子。(这天)十点钟,正好有十头狮子来到市场(附近的莽原上),姓施的发现了这十头狮子,倚仗(自己百步穿杨的)箭法优势,使(将)这十头狮子(全部射)死了。姓施的(于是)拾取(搬运)这十头狮子的尸体,到自己居住的石头房屋(里)。(这天大概是天气原因,)石头房屋(里因为返潮而比较)潮湿,姓施的吩咐仆人擦干了石头房屋(与人活动有关部分的湿水)。石头房屋(有关部分)被擦干了。姓施的(煮熟并)开始尝试吃这十头狮子尸体(上的肉)。(他)吃的时候,才知道这十头狮子的尸体,实际上是十头石狮子的尸体。请尝试解释一下这件事。”
  以上现代汉语白话译文,虽然不敢说一字不易,但自信八九不离十,并且比较通顺和合乎情理。分析译文,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同声韵词在一起的现象几乎没有了。因此,如果用汉语拼音拼写出来,绝对没有同声韵造成的识读困难。
  当然,从这篇短文倒可以看出,汉字如果拼音化,对汉语文言性质的文章和现代汉语中文言成分的处理与一般白话应有所不同,否则会有麻烦。不过,汉字是否应该拼音化还在讨论和研究之中,进一步的探讨最好还是留待以后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再说吧。
    

古今汉语语法研究工作者合力,努力解决汉语谓宾关系这一疑难问题①

本文经过部分修改,以《汉语谓宾关系问题》发表于《龙岩师院学报》2012年6期。 

摘要:新文化运动的文白之争,确立了白话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地位,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也理所当然地走在了前面。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一般是借鉴现代汉语的体系和研究成果,当然,在古代汉语特殊语法现象和各时期、专书语法特点的研究上也有一些进展。然而,古今汉语毕竟是同一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有历史发展和继承关系。特别是明显体现这一关系的疑难问题,同样摆在古今汉语语法研究工作者的面前,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可以互相借鉴和促进。谓宾关系的认识,就是一个例子。古代汉语(文言)语法工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可喜的进展,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源头,其中这种关系更为复杂,其与现代汉语常见表达句式的差异也更大,可供我们比较认识。在比较中笔者看到,这类特殊理解的关系有不少在现代汉语中有遗留和反映。《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将名词宾语分为14类,不够详明,第14类实际上是“杂烩”。《动词大词典》采用格语法的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分析出汉语的格关系共22种,比较全面系统。但是,因为汉语谓宾关系复杂,《动词大词典》仍存在不足和可商榷之处。

关键词:现代汉语语法;特殊理解的谓宾关系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晏鸿鸣(1951— ),男,汉族,湖北武汉市人,从事汉语研究。

 

1  我国古代很早就开始对汉语语法进行了研究,汉代就有对词(或辞,即虚词)的分析,但因为其所属的小学只是经学的附庸,局限难免。一般散见于训诂著作中,不够系统和深入。《马氏文通》开始借鉴西方理论研究汉语语法,因时代局限,实际上研究的是文言——即古代汉语语法。这种状况之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新文化运动的文白之争,确立了白话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地位。解决现实紧迫问题往往是需要优先考虑的,语法研究也是如此,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也理所当然地走在了前面。尽管还有不同的学派和争议,从暂拟语法体系到试用语法体系,现代汉语语法不但建立了学界大致公认的语法体系,而且已进行一次更新。比较而言,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一般是借鉴现代汉语的体系和研究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古代汉语语法界曾有一些学者呼吁建立古代汉语语法体系,但直至今日,仍然没能建立起来。当然,在古代汉语特殊语法现象和各时期、专书语法特点的研究上也有一些进展。然而,古今汉语毕竟是同一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有历史发展和继承关系。特别是明显体现这一关系的疑难问题,同样摆在古今汉语语法研究工作者的面前,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可以互相借鉴和促进。自觉地认识和发展这种借鉴和促进,对双方都有益。笔者认为,谓宾关系的认识,就是一个结合得比较好的例子。

2  五十年代初,《中国语文》连载的《语法讲话》曾指出,汉语“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是说不完的”这句话曾被指责为“不可知论的结论”[1],但也可以认为作者旨在强调汉语谓宾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对其认识还很不够的现状[2](P.165)。文革前后,又有关于“打扫卫生”和“恢复疲劳”等说法是否合乎逻辑的讨论。吕叔湘先生在《“恢复疲劳”及其他》对此正确指出,“汉语里边,一个动词后头跟上一个名词,中间的关系可以多种多样。不一定像有些书上所说的那样,非得都是像打靶一样让某一种动作射向某一种东西。”“例如‘报幕’、‘谢幕’、‘闯红灯’……等等。”但他认为这是“约定俗成,多数人这样说就算是通”[3],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可讲。邢福义先生主编《现代汉语》分析动作动词与宾语的关系为十种之多,仍称“好些宾语很难叫个什么名目”[4](P.325)。凡此种种,笔者认为都是我们对现代汉语谓宾关系认识不够充分的反映,而深入认识这一问题的任务,客观地摆在我们面前。

 

 

①一般称动宾关系,因汉语有其他词类作谓语带宾语,故改。

3  古代汉语(文言)语法工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可喜的进展,笔者曾撰文对此作

过归纳分析[5](P.70-84)。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源头,其中这种关系更为复杂,其与现代汉语常见表达句式的差异也更大,可供我们比较认识。在比较中笔者看到,这类特殊理解的关系

有不少在现代汉语中有遗留和反映,甚至可以说,现代汉语中引起麻烦的许多谓宾关系句都与古代汉语特殊理解的谓宾关系有关。1996年笔者为参加在华中师大举办的(国际)新时期语法学者学术研讨会,撰写了《古代汉语特殊理解谓宾关系的研究成果可解现代汉语

的同类之惑》一文,[6]分析了其中主要的10(11)个大类(附带工具宾语)及其15(16)小类。

4  孟琮等《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将名词宾语分为14类,第14类就叫做“杂类”[7](P.8),

称“凡不易归入以上13类的宾语属此类”,实际上是“杂烩”。其所举例属于该书已

有类型的有:“闯红灯”应属“时间宾语”类,意为“在红灯时闯(入禁行区)”;“闹情绪”应属“原因宾语”类,意为“因为情绪(不好)闹”。属笔者分析到的类型有:“吃父母”,意为“靠父母吃饭(即过日子)”,属于“主语依靠宾语发出或完成谓语本身的动作或行为”的类型,按该书现代汉语宾语类型分析法应另立一“依靠宾语”类。“少五块钱、多两个字”,属于“主语比较宾语(可以不出现)体现出谓语表示的性质或状态”。这类语义现代汉语一般用“(比较状语+)谓语(+补语)”的句式来表达。但汉语谓宾关系确实够复杂的,古今汉语也并非一一对应,除了上面这些,“杂类”中其他的仍然没有涉及到,如:打官司、上年纪、比干劲、欠说服力、醒酒、出风头。至于“吵架”,似与“打架”相对,属于“干架”的一种,只是定中偏正短语。

5  林杏光审定,鲁川、王玲玲主编的《动词大词典》[8](P.25-29面)采用格语法的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分析出汉语的格关系共22种,比较全面系统,为解决了汉语的谓宾关系问题作出了新的贡献。按这一体系分析:上述“依靠宾语”属于表“靠、凭”的“依据”关系。古代汉语特有的属动、置动、用动、受动、于动、称动、封动、拜动、处动,其中,受动、于动谓宾关系按《动词大词典》可归于施事关系,称动、封动、拜动按现代表达属于兼语句,属动属系事关系,用动属工具、材料关系,处动属于受事关系。

但是,仍因为汉语谓宾关系复杂,《动词大词典》仍存在不足和可商榷之处,今主要从现代汉语方面提出商榷意见如下:

5·1  类型划分:笔者认为,比较可以从整体事物、比较方面、性质状态三个方面进行(参见《论疑问句“孰与”形成、演变的原因及其语法分析——兼及“孰如、孰若、奚若、曷若、何如、奚与、何与”诸相关句型》[9]。《动词大词典》将整体事物的比较认为是基准关系,而认为比较方面是范围关系。比较方面不等于范围,“比干劲”意为“在干劲方面比”,在“我们在工作中比干劲,在生活中比纪律和整洁、卫生”句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欠说服力”意为“在说服力方面欠缺”,《动词大词典》却分析为客事关系,其实,宾语仍然属比较方面。《动词大词典》将“出”分析为4个义项,“出风头”也没有着落。其意应为“在风头方面出众”,也属于比较方面关系。

《动词大词典》将“与事”关系分析为“事件中有利害关系的间接客体”,格标中有“为”,例句“干部要为群众谋利益”中“群众”很难被认为是“间接客体”;《动词大词典》将“目的”关系分析为“事件所要达到的目标”,格标为“为了”,例句“为了你她命都可以不要”中“你”也很难认为是“目标”:实际上应该都是服务对象,且对象都是人,只有群体和个体的差异,仅因格标略异却分属两类不妥。

“处所”和“方向”关系都是表方位的,我们认为应合为一类。[6]如果要分析则应分为原点、经过点、终点三类,“方向”可属于终点。如“看东方”可说“朝东方看”。

“同事”关系中“伴随”和“排除”差别太大,以分开为宜。

5·2  未分析到的语例:《动词大词典》将“打”动词细分为23个义项,“打官司”仍没有着落。其意为“进行诉讼”,笔者认为勉强可归于20“做、从事”,只是应增加释义“进行”。

《动词大词典》将“上”动词细分为11个义项,“上年纪”亦无着落。其应与“不到年纪”相对,意为“达到了人们一般认为属于年纪大的年龄范围”,应由1“从低处到各处”引申,另立一“达到”。

“醒酒”意为“从酒醉状态清醒过来”,《动词大词典》认为与引申义“醒瞌睡”相对,是正确的,但将状态分析为范围关系不妥,在“他在凉风吹拂的情况下醒酒了”句中我们可以看得较清楚。

5·3  错误:

5·3·1  字误:“工具”关系的格标“有”据例句应为“用”之误。[8](P.27)

5·3·2  例句误:“数量”关系的例句“他跑三千公尺”不妥,应改为“他跑了(出)三千公尺”。因为前者应理解为“他跑三千公尺项目”,即“他参加三千公尺跑项目”,不应该属于数量关系。

“方式”关系的例句“队列排横排”有歧义,词典将“横排”分析为补语,但是也可以分析为“队列排成横排”。

“范围”关系的例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认真研究一下”不妥,这句子我们可以换个表达方法说成“我们要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原句中的“关于”实际并不恰当,换成“对”更合适,而“对”是“受事”的格标。这个例句如果改成“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认真研究一下宣传的口径和对策”就对了。

5·4  体例问题:《动词大词典》将分析对象规定为动词,将复杂句子成分如兼语词组和其他词作谓语排除在视野之外,不利于对现代汉语谓宾关系的全面认识:

5·4·1  谓语由其他词类或成分构成:

5·4·1·1  使动    一般由使令兼语句表示,用谓宾结构表示的有:

5·4·1·1·1  谓语是形容词

5·4·1·1·1·1 单音节形容词

5·4·1·1·1·1·1 外在状态  有:红了苹果、横下一条心、歪了脖子、大着胆子、直着身子、香两岸、脏了手、宽心、清热(火)、美容(肤)等。

5·4·1·1·1·1·2  内在性质 有:肥田、暖人心、冷了大家的心、壮胆、醉人、累人、困人、舒心、湿了鞋(脚)、健胃(脾)、润肺、苦自己、亏自己(集体、国家)、便民、安民、正帽子、(兵强)强一个、(将强)强一军、激将等。

5·4·1·1·1·2 双音节形容词

5·4·1·1·1·2·1 外在状态 有:端正党风(思想、态度)、丰富生活、活跃思想、稳定局势(物价、思想)、开阔眼界(视野)、繁荣经济(市场)、明确目标、壮大力量(自己)、畅通渠道、整齐队列等。

5·4·1·1·1·2·2 内在性质 有:健全制度、坚定信念、密切关系、纯洁队伍、严格纪律、幸福十亿人、兴奋了大家、清醒头脑、充实内容、难堪了别人、方便群众、严肃纪律、暖和身子、缓和局势等。

5·4·1·1·2 谓语是名词 仅极少数,如:板(虎)着脸、铁了心等。

5·4·1·1·3 谓语是状中词组 极个别,如中国国际电“中国电视总公司”“火炬动画分公司”“辉煌动画公司”制作的大型动画系列片《西游记》片尾曲第二段“(白龙马……颠簸唐玄奘,)小跑仨兄弟”。

5·4·1·2 意动用法,有称意宾。现代汉语用谓宾表示的句子作谓语的都是形容词,宾语多为简单名词、代词,也有偏正短语;主谓短语较少,需特定语言环境来避免歧义[6]。有:稀罕这、稀奇它、奇怪这件事、可恨他不成才、可惜季节过了等。

5·4·1·3  谓宾关系表达的语义是:(主语)因为宾语而产生谓语所表示的感情和感受,一般称感动,有称感宾。这类语义现代汉语一般用“对+宾语+感到+谓语”的句子表达。现代汉语用谓宾表示的常被混同于2类(意动用法),但“感到”和“认为”明显是有区别的。此类谓语皆由不及物心理活动动词构成,这与2类(意动用法)也是不同的。

5·4·1·3·1  单音节谓语:有苦热(寒、夏、雨)、烦他(这件事)等。

5·4·1·3·2  双音节谓语:有高兴(心疼、难过、得意、满意、后悔、诧异)什么、气愤他这种做法、满意他(这件事)、厌恶他、厌烦他(这件事)、厌倦这工作等。

5·4·1·4  谓宾关系表达的语义是:(主语)比较宾语体现出谓语表示的性质状态。一般称较动,有称较宾。小学生教材有成语“情深潭水”等。这类语义现代汉语一般用“比较状语+谓语(+补语)”的句式来表达。现代汉语用谓宾表示的句子,只有少数单音节形容词可以充当谓语,且后必有数量补语。如:小我两岁、大你一个月、高他一个头、矮他一截、胖他十斤、瘦他一圈。

5·4·1·5  谓宾关系表达的语义是:(主语)所体现出的性质或施行的动作与宾语有关,这类语义现代汉语一般用“对象状语+谓语”表达。依照现代汉语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分为以下类别:

5·4·1·5·1 谓宾关系表达的语义是:主语对(或向)宾语体现出谓语所表示的性质状态或施行谓语所表示的动作,一般称对动,有称对宾。这类语义现代汉语一般用“对(向)”介词对象状语句来表达。现代汉语用谓宾表示的句子,只有少数形容词和动词可以充当谓语。                                  

谓语是形容词:如:利国利民利宝宝、吝公、严战士先严自己等。

5·4·1·5·2 谓宾关系表达的语义是:主语给宾语施行谓语表示的动作行为,一般称给动,有称给宾。这类语义现代汉语一般用“给”介词对象状语句来表达,用谓宾表示的只有极少数使用。

谓语是名词,如:油漆家具、奶了他几年等。

5·4·2  现代汉语一般用使令兼语句来表达的语义,用谓宾表示的(即使动),除其他词,用动词作谓语的,还有以下类型:

5·4·2·1  谓语是动词    单音节占少数,双音节占多数。其中不少可重叠。

5·4·2·1·1 单音节动词

5·4·2·1·1·1 不及物动词①    此类以心理、感觉动词为多。

5·4·2·1·1·1·1 心理、感觉动词  宾语一般指人,多为说话者本人或包括其在内的集体。有:气(急、愁、烦、乐、想、羞、恨、喜、惊、谗、爱、疼——括号内为相同位置可换用的词语或相关注释,下同)人等(如气人,义为使人——即我或我们生气)。

5·4·2·1·1·1·2 其他动词  有:了事、完稿、起锚、解毒、出兵、跳线、来钱、走人、消肿、睁眼(使眼睁)、斗牛(使牛斗,鸡、蟋蟀同)、跳马、拱卒、上象等。

5·4·2·1·1·2  及物动词  有:饮马、看医生、迷人(眼睛、心窍)、捐我们多少钱等。

5·4·2·1·2 双音节动词(此类及以下双音节中动宾结构带宾语类型不久前曾引起一场讨论,笔者的观点见《现代汉语中起补充作用的文言表达句式——“动宾式动词带宾”问题讨论之我见》[10])

这类都是不及物动词,有:停止思想、感动上帝、缓和局势、倾倒观众、统一祖国(认识、观点等)、振奋人心、睁开眼睛、担心死我们了、回笼货币、发展经济、加快速度、加强力量、加紧施工、扩大生产、缩小差距、绿化荒山、致富一方群众、强化治安、美化环境、丑化别人、巩固国防、为难人(他)、讨厌死我了(使我讨厌死了)等。

参考文献:

[1]玄常.评《语法讲话》[J].语文学习.1955,(4)

[2]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3]吕叔湘.语文杂记:十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4]邢福义.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5]晏鸿鸣.特殊理解的动宾关系说略[J].语言学通讯.1989,(1-2):18-22.晏鸿鸣.古代汉语论要:论古代汉语“特殊理解的谓宾关系”[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6] 晏鸿鸣.古代汉语特殊理解谓宾关系的研究成果可解现代汉语的同类之惑[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2):53-57.

[7] 孟琮等.汉语动词用法词典[W].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林杏光审定,鲁川、王玲玲主编.动词大词典[W].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

[9]申小龙、李耀楠、赵世举主编《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论集》[M].香港:香港亚太教育书局,1993.             

[10] 晏鸿鸣.现代汉语中起补充作用的文言表达句式——“动宾式动词带宾”问题讨论之我见[J].江汉大学学报.1999(5).       

————————————

①这里不是说现代汉语中不及物动词都可以带宾语,而是说不及物动词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带宾语,构成特殊理解的谓宾关系句型。    (40字200行共约6000字)

2010年【第十届】全国古汉语会议在西南大学召开

非常荣幸可以听到继去年全国博士生论坛之后又一次学术盛宴。郭锡良先生本来安排出席此次会议,但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出席,略有遗憾。本文转自http://wxs.swu.edu.cn/bslt/luntankuaixun/20101023/616.html

第一组
时间: 10月30日14:30—17:50
     地点: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2楼会议室
主持人:张文国(山东师范大学),管锡华(四川师范大学)
第一节(14:30—16:00)
1、沈祖春:试论明州本《集韵》在《集韵》收字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西南大学文献所)
2、曹强:江有诰对《诗经》韵例的研究   (陕西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3、贾爱媛:连绵词演变考论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4、连登岗: 论古汉语书面语整体词及其分化 (南通大学文学院)
5、林松:《盐铁论》时间副词研究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
第二节(16:20—17:50)
6、李春玲:试论兼词与合音词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7、王贵元:
8、刘君敬:胳膊、肩膀与翅膀——试析“髆”“膊”“膀”的历时变化 (南京大学文学院)
9、罗荣华 李军:位移动词“至、到、达”与主观大量    (宜春学院文传学院)
10、邓飞:甲骨卜辞“今来+干支类”时间指称再论    (西南大学文献所)
 
时间:10月31日8:30—11:50
地点: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2楼会议室
主持人:毛远明(西南大学),连登岗(南通大学)
第一节(8:30—10:00)
1、钱慧真:《尚书·尧典》“庸违”考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汪大明:《客座赘语》记录的明代南京方言    (皖西学院中文系)
3、肖娅曼:“是”与“亨”“武”“辟”的浑沌性与分化——“浑沌语言观与分化发展观”的词汇学研究    (四川大学中文系)
4、姚尧:略论雅言词词汇化的特殊性    (复旦大学古籍所)
5、董宪臣:“难为”的词汇化   (西南大学文学院)
第二节(10:20—11:50)
1、李明晓:试析魏晋简牍中的服装量词“两”、“量”、“要”、“立”   (西南大学文献所)
2、袁海林: 古汉语名词词义引申的义素分析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3、张文国:先秦汉语名词动用的语义基础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4、赵岩:简帛典籍异文中的常用词演变现象    (大庆师范学院中文系)
5、赵立伟:“坐帨手”还是“坐捝手”? ——对《仪礼?乡饮酒》一处异文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聊城大学文学院)
 
时间:10月31日14:30—16:00
地点: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2楼会议室
主持人:王贵元(中国人民大学),姚尧(复旦大学)
第一节(14:30—16:00)
1、管锡华:《史记》词语古今译注辨正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2、毛远明: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的时代特征 (西南大学文献研究所)
3、王卫峰   黄潇潇:《本草纲目》释名发微   (苏州大学文学院)
4、许巧云:“早是”的语义、用法新探    (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
 
第二组
时间:10月30日14:30—17:50
地点: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1楼,留学生教室106
主持人:孙玉文(北京大学),梁银峰(复旦大学中文系)
第一节(14:30—16:00)
1、陈练军:古汉语单音词的语素化演变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2、唐贤清:东汉三国汉译佛经“副词+否定词”现象分析   (湖南师范大学)
3、崔立斌:《孟子》“之”字结构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4、段观宋:《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校补    (东莞理工学院文学院)
5、程亚恒:语言现象的扩张与遏制——以中古汉语“见AV”式被动句为例   (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第二节(16:20—17:50)
6、王兴全:把/将+NP+来+VP:近代汉语中一类被忽视了的处置结构形式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7、马贝加:“与”的被动、处置和致使三种功能的来源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8、钱宗武:今文《尚书》兼语句的结构形式及主动词的语义类型——兼论汉语兼语句的发展序列   (扬州大学文学院)
9、邵文利 杜丽荣: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校改后仍存问题举隅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国际教育学院汉语系)
 
时间:10月31日8:30—11:50
地点: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1楼,留学生教室106
   主持人:崔立斌(北京师范大学),李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第一节(8:30—10:00)
1、王金芳:《诗经》语气副词考察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
2、孙玉文:上古汉语音变构词中的特指构词   (北京大学中文系)
3、王魁伟:标点:文言文的尴尬》校议    (辽宁大学中文系)
4、梁银峰:论汉语系词“是”的形成机制   (复旦大学中文系)
5、陈荣杰:《礼汉简异文释》字词考释订补    (西南大学文献所)
第二节(10:20—11:50)
6、徐时仪:指代词“这”来源考补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
7、张先坦:从《读书杂志》看王念孙词性观念的表现方式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8、姚振武:上古汉语名量词称量特征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9、张其昀:《广雅疏证》对于古籍训诂谬误的纠正   (扬州大学文学院)
  10、范常喜:上古齐鲁方言词新证五则   (中山大学国际学院)
 
 
时间:10月31日14:30—16:00
地点: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1楼,留学生教室106
主持人:钱宗武(扬州大学),唐贤清(湖南师范大学)
第一节(14:30—16:00)
1、李润:论“相+动词+宾语”结构与“相”的词性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人文学院)
2、张家合:程度副词“有些”“有点”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张文:古汉语述宾结构考察——以《论语》为例    (北京大学中文系)
4、张志华:使动用法的语义分析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第三组
时间:10月30日14:30—17:50
地点: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1楼,留学生教室107
主持人:李佐丰(中国传媒大学),袁本良(贵州大学)
第一节(14:30—16:00)
1、蔡英杰:释“離”     (云南大学中文系)
2、何 亮:《外台秘要方》中的量词    (重庆师范大学文新学院)
3、武振玉:殷周金文语法研究综述   (吉林大学文学院)
4、刘敬林:“取”字“助词”“词缀”说献疑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5、赵平安:
第二节(16:20—17:50)
6、王天佑:连词“与其”词汇化的过程及动因 (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
7、任燕平:古代汉语“之”字结构的进一步解释   (浙江嘉兴学院文学院)
8、马梅玉:单音动词后“向”的语法化及其性质 (南京大学中文系)
9、舒韶雄:《搜神记》校释札记   (黄石理工学院师范学院语言学教研室)
 
时间:10月31日8:30—11:50
地点: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1楼,留学生教室107
主持人:赵平安(清华大学),武振玉(吉林大学)
第一节(8:30—10:00)
1、谭耀炬:“者”字分工完成的时间   (浙江财经学院文学院)
2、王军:古汉语工具范畴和处置式关系研究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3、李佐丰:上古汉语的名量词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4、许仰民:论《金瓶梅词话》副词“已”的语法意义及其之嬗变(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5、李发:甲骨文中的“微”及其地望考     (西南大学文献所)
第二节(10:20—11:50)
6、尹世英:从《老子》的“吾”“我”共存看其哲学思想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
7、喻遂生:甲骨文三宾语句研究     (西南大学文献所)
8、袁本良:古汉语句法变换的再讨论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9、张明莹:《史记》的“(N)V为O”结构及其相关句型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0、夏先培:汉乐府《上邪》解读商兑 (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时间:10月31日14:30—16:00
地点: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1楼,留学生教室107
主持人:蔡英杰(云南大学),夏先培(长沙理工大学)
第一节(14:30—16:00)
1、张延俊:近古汉语中的“因”字被动式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2、周崇谦:古汉语无标志被动句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
3、邓统湘:《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非祭祀动词双宾语句型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4、郑继娥:商周甲金语言对比研究之一:乙类祭祀动词的语法特点对比   (湛江师院人文学院)
 
第四组
 
时间:10月30日14:30—17:50
地点: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3楼,新诗所会议室
主持人:宋亚云(北京大学),傅惠均(浙江师范大学)
第一节(14:30—16:00)
1. 方平权:关于“非能水也”的结构与意义问题   (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2. 富金壁: 《离骚》二题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3. 葛佳才:试说否定词前“都”类极性词的副词次类 (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4. 雷冬平:功能词“所”的脱落与汉语词汇化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第二节(16:20—17:50)
5.李宗江:句法结构式从哪里来     (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基础部)
6.梁冬青:出土文献“是是”句三议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
7.刘子瑜:古汉语“以”字结构是否处置式的再讨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
8. 马立春 徐雯雯:《左传》与《三国志》连动句历时比较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时间:10月31日8:30—11:50
地点: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3楼,新诗所会议室
主持人:刘子瑜(北京大学),晏鸿鸣(江汉大学)
第一节(8:30—10:00)
1.宋亚云:汉语单音节名动转形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
2.王 硕:近代汉语程度副词黏着现象试析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3. 苏宝荣:汉语“副+名”现象的语义、语法分析与认知基础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4.王卫峰 黄潇潇:《本草纲目》释名发微  (苏州大学文学院)
5.白小丽、邓章应:殷商甲骨文初造字造字机制研究    (西南大学文献所)
第二节(10:20—11:50)
6. 张 觉:古汉语研究应注意背景材料的利用——以《论语》第一章的理解为例 ( ?)
       7. 萧红:六世纪汉语疑问代词的时代特征和地域差异初探   (武汉大学文学院)
8.颜力涛:汉语“被”字、“把”字套用与连用现象的历时考察——兼及其语法化的历程和欧化句式的影响   (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9.张 艳:论使动用法和动补结构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
 10.白俊奎:渝东南方言土语的古音及区域色彩研究    (西南大学文献所)
 
时间:10月31日14:30—16:00
地点: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3楼,新诗所会议室
主持人:苏宝荣(河北师范大学),富金壁(哈尔滨师范大学)
第一节(14:30—16:00)
1. 晏鸿鸣:古汉语三题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
2. 张在云:特殊形式的古汉语判断句 / 读书质疑三则   (云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3. 傅惠均:明清汉语特指诘问句的否定方式及类型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4.张显成:简帛动量词研究   (西南大学文献所)

 

    

论疑问句“孰与”形成、演变的原因及其语法分析和类型——兼及“孰如、孰若、奚若、曷若、何如、奚与、何与”诸句型①

 

(论文主体曾发表于香港亚太教育书局1993年版《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论集》)

晏鸿鸣

(江汉大学 人文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语言文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文章首先综述了疑问句“孰与”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以前研究的功绩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选择疑问句“名1与名2孰谓”演变为“名1孰与名2谓”是因为“与”字介、连词共一词形,“与”所连接的部分又属“孰”的先行词,因此受疑问代词作介词宾语时前置的规律影响,又加上其它类型“孰与”句的同化影响所致。后又演变为“名1孰与名2”,是因为其选择疑问句中无疑而问的类型有向取舍句发展的趋势,加上古代“与、如(若)”音同(近)、问答多对用,故混同于表取舍的“孰如(若)”句所致。这种取舍句又反过来影响选择句,使选择句也产生了同样的句型。“孰(曷)若”句的连词用法,则是因其表取舍的用法与“岂若”义近混用所致。文章最后对疑问句“孰与”的各种小类进行了全面的列举举例分析。

关键词:文言语法;疑问句;孰与;孰如;孰若;奚若;曷若;何如;奚与;何与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晏鸿鸣(1951-),男,湖北武汉人,从事古汉语研究。

 

1  研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孰与”因类型多变化,其中有的类型语义与字面上有差异、语法分析有困难,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重视。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称“书传中言‘孰与’者,皆谓‘何如’也”。“何如”结构有多种语义,大致有“怎么办、怎(么)样”和“孰与”(其语义又有多种,下详)。虽书传中难以把握的“孰与”往往是用如“何如”的,但简单说皆作此解,未免以偏概全。

杨伯峻先生分析得细了一点,他排除了其他类型,将对象限制为“表比较(即选择疑问)”,但仍认为“是‘何如’之意”。他在《文言语法》中说“与其……孰若……”句是“以疑问形式出现”的“抉择句”,“有比较的意思”。在分析例1《荀子·天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例序为笔者所加,下同。此例句子结构为‘名1孰与名2’以下称孰与2型句)时,又说这是“不用‘与其’单用‘孰与’”,[1](P.212)则又混同于“孰若”,把它看作连词了。

吕叔湘先生指出,“孰”字“含抉择之意”的用法有三种:一种“前面先行词只是一个名词”,“孰字表‘众中择一’之意”;第二种“前面并列两个或更多的名词”,“孰字又表‘数者择一’”〔此类句子结构为“名1(与)名2(与名n等)孰谓”(以下称其中“名1与名2孰谓”为“孰与”原型句),句子谓语一般认为只是形容词,实有少数动词,如:例2《论语·公冶长》“女与回孰愈?”例3《墨子·经说上》“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

止黑人,与以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心爱人,是孰宜心”(孙诒让《墨子闲诂》认为二“心”皆当作“止”)〕;第三种以“孰若、孰与”形式出现,是“比较之辞(比较‘何如’)”。[2](P.26-27)虽然仍未摆脱“何如”的纠缠,但分析得更细了一些。他详细分析了“孰”前先行词不同与相应语义的变化,这是一大贡献。他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又指出孰与2型句是原型句“把词序换过用孰与连接两端”,已大致指出这种句子的演变线索。

董性茂先生《“孰与”浅见》(福清师专学报1982年1期)批评许多语法书将“孰与”简单地看作习惯格式或固定结构,因而忽略对它的语法结构进行分析,继而作了有益的分析尝试。[3]他将“孰与”分析为状中结构(“孰”作状语,“与”为动词)的理由是词义和译文,笔者虽不赞成,但他将介词宾语前置类型的“孰与”区分出来,无疑是正确的。他坚持应对“孰与”进行语法分析,也是有启示意义的。

————————

①本文的主要部分,曾发表于申小龙、李耀楠、赵世举主编的《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论集》(H·K亚太教育书局1993年版),印数有限,流传不广,且有进一步完善、丰富的必要。

刘胜友先生《浅谈“孰与”》(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2期)根据异文和应答同用关系,认为应将孰与2型句分为两类:一为“带条件疑问”,句中“孰”为疑问代词作谓语,“与”为介词,引进比较对象组成介宾词组作“孰”的补语,义为“何如”(即表选择疑问的);一同“孰若、何如”,“孰”为疑问代词作状语,“与”为动词谓语,义为“哪里比得上、怎么比得上”(即表取舍疑问的。有称抉择,词义与选择同。又有称决择,有生造之嫌)。[4]他指出这类句子形式虽一样,却应区分两种情况作语法分析,这是有眼力的。但分析为动补失之怪异,分析为状中根据欠论述,皆于理未安。

蒋绍愚先生等仍认为固定短语,未联系原型作语法分析,但其按对译所举例句,已分析出两个类型。除2型句外,还有“名1孰与名2谓(下称孰与1型句)”。[5](P.261-262)

何乐士先生等虽也未联系原型作语法分析认为固定短语,但选择句3例句中,例1、3为1型句,例2为2型句,较前已有进步。而且,又进一步分析出“倾向于肯定后面(即表取舍)的一种”。然将其混同于“与其……孰若……”的连词用法,是其局限。[6](P.516-517)后来,他们在中已看出“孰如、孰若”有与“孰与”相同表比较询问(即选择疑问)的,有在“孰与”前“出现表示相比较的内容”的,但将2型置于1型句前,[7](P.530-531)却仍可商榷。

易孟醇先生认为2型为1型句的省略,是对的。但他不知道它们与原型句的关系,而以“与”的“匹敌”义和“若”的“选择”义为基础,认为是以1型句为最完整、常见的短语,这是错误的。由此他把“不如、不若”等认为短语,把简单的语言现象复杂化了;而分析“孰与”与“弗如”配合使用的语例,又未免简单化了。他将1型句形容词谓语分析为“比较的内容”(应为“方面”)是混淆了二者。他所列第三类实属介词宾语前置类型,应予排除。[8](P.51-52)他将例1分析为表选择,实际上应为取舍;而简单理解《汉书·西南夷列传》“汉孰与我大”颜师古注:“与,犹‘如’”,又将表选择误认为取舍。[8](P.522-523)

张国光先生分析了“孰与”形成、演变的年代及其类型,特别探讨了形成的原因。[9]笔者虽不同意其结论,但认为从这一点切入是很有见地的。作为一种在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的语言现象,局限于变化后的形态就事论事地分析语法结构,是难得要领的;而结合其形成、演变的原因分析,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自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指出孰与2型句是原型句“把词序换过用孰与连接两端”而形成的,已为学界许多人接受。可引起这种语序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其演变过程又是怎样的?还是一个谜。

张文认为变换是句中形容词谓语“语境省略”或因形容词谓语突破单音节“而作强调性前置”,引起名2和形容词“重又组合”造成的。“孰”因不能居句尾,只能置于“与”前的“最佳必然位置”。这样一来不影响名1和名2“平行式的比较”,二来“合于孰一般不作宾语的这一特点”。进而又认为1型句是上述变化引起的重又组合类型之一。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疑点甚多:其一,语境省略的必要前提是不影响对语义的理解,而这里不但语法结构变得难以分析,而且语义也由表选择疑问变出了表取舍疑问的一类。其二,笔者对句子谓语的调查表明,孰与原型句字数最多为“仁且智”,孰与1型句也有同为联合结构的“明智、少长”,皆“突破单音节”,但并未前置。其三,孰与诸句型皆有在句子前面出现名词、句子(省主谓则为形容词谓语或动宾词组)作状语的情况,足见所谓形容词谓语前置并非引起句子变化的原因,如:原型句  例4《吕览·执一》“治四海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 1型句  例5《战国策·秦五》“金钱、粟孰与之富?” 2型句  例6 《战国策·秦三》“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旧故,孰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  其四,既然变化是因为谓语省略或前置引起的,何以同时存在大量有谓语而且谓语处于正常位置的孰与1型句?笔者考查了先秦至汉代的主要典籍《论语》、《老子》、《墨子》、《春秋经传》、《孟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国语》、《史记》,这些典籍中共有原型句40例、1型句30例、2型句45例,各型用例数大体相当。其中《战国策》1型句有17例,比原型句4例、2型句12例都多。其五,张文因认为“孰”字前置的原因是形容词谓语前置或语境省略,所以只能认为孰与2型产生在1型句之前,可孰与1型句有谓语并处于正常位置,较2型句在语法上显然更接近原型。考诸典籍,《论语》、《老子》、《孟子》、《春秋经传》仅有原型句,《墨子·耕柱》开始出现1型句“鬼神孰与圣人明智”,而《荀子》、《韩非子》才开始有2型句。从产生时代顺序看,也是1型在2型之先。其六,马汉麟《古汉语语法提要》引《史记·淮阴侯列传》“大王自料,勇悍强仁孰与项王”等用例,提出了这类句子形容词谓语“为突出可前置”的观点,张文进而发展为“突破单音节而作强调性前置”,用来作为自己观点的基础之一。可是,这一观点并不正确。让我们看一下上引例6,文中形容词“慈仁”与动宾短语“任忠、不欺旧故”并列,可见不能认为形容词谓语前置。又据上引例4后有形容词“贤”,句前动宾联合短语也不能认为谓语前置。相反,被认为谓语前置的句子,并非像有的学者断言的那样,其实都可以补出谓语,如: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旧故,孰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贤(愈、甚)乎?  大王自料,勇悍强仁孰与项王贤(愈、甚)?由此看来,这种语法现象还须进一步深入研究。

上面谈到,吕叔湘《文言虚字》将“孰”字的“众中择一”与“数者择一”用法相提并论,似已看出这两种句子之间的联系,可惜这种联系没有得到进一步研究。研究这种联系,有助于认识上面讨论的问题。“众中择一”句式为“名+孰+谓”,如:《墨子·鲁问》“其功孰多?”《左传·成公十七年》(襄公六年、昭公二十五年同)“罪孰大焉?”“数者择一”只是名词性先行词是并列结构(多为两个并列成分),如:《孟子·梁惠王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然则婴、齐孰后?”《左传·文公七年》“赵衰、赵盾孰贤?”《战国策·韩一》“强楚、弊楚,其于王孰便也?”张文认为这种句子是省略了“与”,其实不然。这种句子实际上和孰与原型结构相同,区别只是作先行词的并列成分间一用停顿(书面语用顿号表示)、一用连词“与”而已。显然,孰与原型句只是“数者择一”中的一种,而“数者择一”句又从属于“众中择一”句,它们的句子结构和变型应都是一样的。“众中择一”句前也有出现动宾结构、形容词或名词的,如:《左传·昭公十五年》“其为吉,孰大焉?”《墨子·非儒》“污邪诈伪孰大于此?”《左传·庄公二十年》“祸孰大焉?”这些句子,后面都有形容词谓语,因此,句子前面的成分(包括形容词)不能认为是前置来的。

其实,在现代汉语“数者择一”的选择疑问句中,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说“我(干活)和他(干活)谁快”;也可以说“(在)干活(上),我和他谁快”;“讲快,我(干活)和他(干活)谁强”。这说明,这类句子可以从整体或其中比较对象(相关事物)、性状、比较方面这样几个角度进行比较选择:句子或省略谓宾的名词性成分作先行词,是着眼于整体或比较对象;先行词前或句中出现状语(古汉语名词可作状语,现代汉语则多为介宾结构及其省略形式),是着眼于比较方面;先行词前有形容词为宾语的句子(省略主谓则为形容词)作状语,则是着眼于性质状态。

综上所述,张文作为理论基础的形容词谓语前置从理论上来说是不正确的,他提出的句子变化的原因是形容词谓语语境省略和前置也站不住脚,他对孰与1和2型句产生顺序的判断也是不正确的。

 

2  “孰与”形成、演变的原因及其语法结构分析

2、1  “孰与”原型句演变为1型句的原因及其语法结构分析

笔者认为,孰与原型句变成1型句的原因,是孰与原型句受疑问代词作介词宾语前置规律的连带影响和另几类“孰与”句的同化影响所致。其中,前一种影响是重要的,但后一种影响也不能忽视。前面已经提到,有学者已指出,“孰与”句中,有一类是介词宾语前置性质的,如《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在孰与原型句中,“与”虽为连词而非介词,疑问代词“孰”也不是介词宾语,但形式上“与”字为介、连词共用词形,“与”后连接的部分又是疑问代词“孰”的先行词,所指相同,因此,可以连带产生前置变化影响。同时,除了上述介宾前置式的以外,还有主谓式的,如《孟子·万章》“然则舜之有天下也,孰与之”等。代连式的,如:《战国策·齐四》“管燕得罪齐王,谓其左右曰:‘子孰而与我同赴诸侯乎?’左右默然莫对。”王阜彤先生认为其中“孰而”同孰若表取舍,语义为“怎么比得上”,[10]是不正确的。将其释义放到句子中,与文中语义并不相合。之所以出错,当是未细审上下文义,望文生训所致。姚宏本注“一本无‘而’字”;鲍彪本注“而,辞也”:都有道理。没有“而”说明可不需要;而加上“而”,只是“辞也”,作用应是为与占绝大多数的类型相区别。无论有没有“而”,“孰”和“与”的词性都不受影响。“与”都是连接并列成分的连词,“孰”与后边的“我”是被连接的成份。类似还有杜甫诗《谒先帝庙》“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等;(后来还有谓语宾语前置式的,如《新唐书·韩翃传》“时有两韩翃,其一为刺史,宰相请孰与?德宗曰:‘与诗人韩翃。’”)这些类型语法结构虽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都是以“孰与”顺序形式出现的疑问句,这些句子对同有“孰与”的疑问句就会有一种同化影响力。由于这两种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孰与原型句变成了1型句。

2·2  孰与1型演变为2型句的原因,2型句的类型及其语法分析。

孰与1型演变为2型句的原因和过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吕叔湘《文言虚字》说:“标明形容词用以比较两人、两物或两事之高下,有时下(后)面不标形容词,乃比较两事得失”,容易使人认为两类句子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引起语义上的差别。张之强《古代汉语语法知识》认为,这种句子是“说话人往往已经对比较对象之间的高下得失有了某种倾向性,常常是倾向肯定‘孰与’之后的人、事物”(实际上也有肯定之前的,下详),这里虽然没有论及孰与2型句的产生原因,但人们容易因此认为,孰与1型是否因为多数具有这种倾向性致使后面的谓语因不必要而省略,因而变成了2型句呢?为此,笔者对早期2型句作了调查。《荀子》6例虽皆表具倾向性的取舍,但《韩非子》仅1例却表不具倾向性的选择。《战国策》两类都有,共12例,其中10例表选择,只有2例表取舍。总的来说,孰与2型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并非多数具有这种倾向性,因此,这种倾向性并非简单就是这一句式产生的原因。而且,正如上面笔者指出过的,谓语失落使整个句子语法关系变得无法分析,语义也突然增加了表取舍的一类,这样巨大的变化,显然无法简单用谓语省略来解释,上面笔者已经谈到,省略的必要前提是不影响对语义的理解。

笔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孰与1型句本身语义的发展与“孰如(若)”句混同造成的。

孰与原型句除表选择外,本来就可以有另外的作用。《墨子·经说下》“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这种用选择疑问句表无法选择的用例,当然十分特殊。《老子》四四“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这样的选择疑问句,因被选择者有明显的优劣高下,实际上发问者是无疑而问,自己已有明确取舍,并不需要对方回答。《孟子·公孙丑下》“陈贾曰:‘……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对方不但觉得不必回答,而且有时还认为问得奇怪。笔者认为这样的选择疑问句本身就已经隐含着表取舍的语义,只是由于其选择疑问句的形式束缚,使这种语义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孰与原型句演变为1型句后,句子语法结构被打乱,为有取舍语义的孰与1型句与表取舍的“孰如(若)”句的混同提供了机会。古人否定回答各型孰与选择疑问句,本来就多用“不(弗)如”,如:对孰与原型句例2的回答是“弗如也”。例7《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  回答孰与1型句例为《战国策·齐一》“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早救之孰与晚救之便?’张沔对曰:‘不如早救之。’”例5所在段共7个问句,答皆为“不(弗)如”。 

回答2型句就更不用说了,如:例8《战国策·齐一》“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邹子曰:‘不如勿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孰与1型句阶段,这种否定回答有时就是用“不如”对原句的仿照改写,如:例9《战国策·齐四》“苏秦谓齐王曰:……‘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宋之利?’对曰:‘……伐赵不如伐宋之利。’”例10《战国策·秦五》“甘罗见张唐曰:……‘应侯之用秦也,孰与文信侯专?’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连后面的形容词都仿照写出来了。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如:例11《战国策·秦四》“今之如耳、魏齐孰如孟尝、芒卯之贤?”再发展又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战国策·中山策》“夫胜一臣之严(鲍彪注:犹威),孰若胜天下之威大耶?”

“若”上古属铎部,与同属鱼部的“与、如”音近,《广雅疏证》“与、如、若亦一声之转”。此句先行词不是并列成分,疑问代词“孰”无所选择指代,因而已经虚化为疑问副词,句意也由上例的表选择的疑问句变成了表取舍的疑问句了。上列二句的共同之处是,“如、若”在句中已是谓语,句后不必再有谓语出现。于是,又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杜恕《体论》“譬犹登高者,愈惧愈危、愈危愈坠,孰如早去邪径而就大道乎?”《后汉书·庞公传》“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这种用法的影响增大,还出现了与“孰如(若)”词性构成相同的“奚若、曷若”。当然,它们也是状中结构。《列子·力命》“若之力奚若我哉!”例12班固《东都赋》“秦岭九嵕、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

表取舍的“孰如(若)”句同时还反过来影响表选择的“孰与”句,这曾使古人感到十分困惑。看到例11的“孰如”句《史记·魏世家》“今时如耳、魏齐孰与孟尝、芒卯贤”作孰与1型,例13《韩非子·难三》“今之如耳、魏齐孰与孟尝、芒卯”作孰与2型,《士礼居丛书札记》就说例11是“今本‘与’误‘如’”,《经传释词》卷七也释此例为“如犹与也”,这是认为“孰如”是“孰与”。例14《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予秦地,如毋予,孰吉?”似乎也只能释“如”为“与”。可是,相反的意见也为数不少。《文选·子虚赋》“楚王之猎,孰与寡人?”郭璞注:“与犹如也。”《广雅·释诂》“与,如也。”《广雅疏证》“皆一声之转也”,其释与例11同段的“今日韩魏孰与始强”为“孰与犹孰如也”。其实,例11不用讲得那么麻烦,因为“甲乙谁像丙丁(那样)贤明”在语法上和用“不如”仿照回答孰与句一样,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虽具体用例类型古人分析不一定正确,上面这两种相反的意见又都有一定道理,正如上面笔者谈到的,“与、如”古音相近、问答多对用,在当时和以后人们眼里,它们已经混同了。混同的结果,表选择的孰与1型句分化出像表取舍的“孰如(若)”句一样、丢失了后面谓语的、表取舍的孰与2型句。简而言之,即“与犹如也”。最早使用孰与2型句的包括例1在内的《荀子·天论》连续6句皆属这种类型,就不仅是可以理解而且是有必然性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孰与”与“曷若”同义,因此,班固《东都赋》“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与同段的例12“曷若”对举互用。《广雅疏证》且释曰:“曷若犹孰与”。因为孰与句在历史上使用较多、影响很大,这种表取舍的句子仍以用“孰与”形式为主,其余少见。当然不能排除有非孰与句被后人改成孰与句的可能性,因为上面谈到确实有人这样主张。可能正是这一原因,上述句式演变与用例年代关系的对应不够明显,但只有这样看,句式变化在语法理论上才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取舍句因谓语和宾语的关系,其所取只能是后者,语义为“怎么比得上”。但因为孰与句原为选择句,前后不论,因此,孰与2型取舍句也有取前者的,语义为“怎么能和名2(即后者)比”,这应是孰与句由表选择向表取舍演变的证明之一。例如:《战国策·赵三》“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战国策·秦三》“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乔松之寿,孰与以祸终哉?”

如上所述,孰与原型句即有明表选择暗含取舍两种语义。孰与2型句产生于表取舍的语义,表选择的语义也连带产生了这种句型。于是,孰与2型句又有了表选择的用法,如例8、13等,例多不烦列举。在这种句子中,谓语当然只能被认为是省略了,但省略的原因不是可以不出现导致的失落,而是孰与2型取舍句的同化影响。译文可以补出谓语,也可以译成“名1与名2比怎么样”。

进一步发展,也出现了有语音及结构相同关系的表选择关系的“孰如、何如”。《晋书·王豹传》“今明公自视,功德孰如周公”、《世说新语·品藻》“我何如谢太傅”:在这种句子中,和前边说到过的正好相反。不是表选择的“孰与”混同于表取舍的“孰如、何如”,而是表取舍的“孰如、何如”混同于表选择的“孰与”。简而言之,即“与犹如也”。这些“孰如、何如”句的语法结构也应被认为是省略谓语的选择句。同表选择的“孰与”和“何如”当然是可以对应互用的,如:《三国志·诸葛瑾传》“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同表选择,“何(孰)如”即“孰与”,这种影响甚至也侵入到孰与原型句的使用中去了。例14有认为“如”是“何如”的讹脱,实际上是“孰如”与“孰与”混用所致。将此句中“孰”前置则为“予秦地孰如毋予吉”,是孰如选择疑问句;将“如”改为“与”,则为“予秦地与毋予孰吉”,是孰与原型句:至于语义,则都是一样的。有趣的是,甚至还出现了与这些形式类似的“奚与、何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卫君之爱疑奚与媪”,这是选择疑问句;“媪曰”的回答仍是常见的“不如吾爱子也”。《左传·闵公元年》“犹有令名,与其及也”,《〈史记〉集解》引王肃注云:“吾去犹可有令名,何与其坐而及祸也”,这又是取舍句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楚王之猎,何与寡人”,《集解》引郭璞注:“与犹如也”,此例《汉书》、《文选》作“孰与”是“何与、何如、孰与”同用,皆表选择疑问。

2·3  “孰若、曷若”连词用法分析

“孰若、曷若”有和“与其”配合表取舍的用法,因“与其”已虚化,同为连词无疑。跟“与其”配合表取舍,古有“不如”,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与其戍周,不如城之”。又有“不若”,如《礼记·檀弓上》“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以上两种是表否定的,如表反诘,则有“岂若”,如《论语·微子》“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

上举各种,字面上很好理解。“孰若、曷若”则不然,按本身词义不好讲。笔者认为这也是由上述表取舍问句用法发展而来的。上面谈到,“孰若”等表取舍问句义为“怎么比得上”,与“岂若”义近,所以也可以有相同用法,如: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柳宗元《童区寄传》“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宋史·符彦卿传》“与其束手待擒。曷若死战?”此用法例皆在唐代以后,易孟醇《先秦语法》说先秦有“与(其)……孰与(或孰若)”的用法,举例却无,[8](P.523)不知何据?杨伯峻《文言语法》认为柳宗元《童区寄传》“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是省略了“与其”,[1](P.212)我们既已知道“孰若”单用也表取舍,认为省略就没必要了。

 

3  孰与句有关特点及其语法分析

3·1  三类共有特点

3·1·1  句前有状语  见2·1

3·1·2  名2定语中心词承前省略 ,如:

原型句  例7

 1型句  《史记·曹相国世家》“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               

2型句《战国策·秦五》“卿之功孰与武安君?”(此“之”为定中结构助词)     

3·2  两类共有特点

3·2·1  名1承前省略,如:

1型句  《史记·项羽本纪》“孰与君少长?”

2型句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自度孰与陈平、绛侯?”

3·2·2  名2为句子省谓宾  如:

1型句  例10

2型句  例6  张文认为2型句例为形容词谓语前置后的重又组合形式“A(名1)之C(C张文指形容词,但‘任忠、不欺旧故’是动宾结构)孰与B(名2)”,但1型句谓语未前置也有此类型,“之”只是在主谓间起取消句子独立性的作用,足见所言不确。

3·3  一类特有特点

3·3·1  原型句先行词后有“于我”,有补充指出相对对象的作用。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前引“众中择一”句后多有“焉、于此”,理同。

3·3·2  原型句先行词后有“也”表提顿,仅五例:《论语》2例、《战国策》1例、《史记》转录2例。张文认为这种句子“最为整饬”,证据似嫌不足。《论语·先进》“师与商也,孰贤”,《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师与商孰贤”。《墨子·节葬》“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无择也。’”此例前句“与”前名1后也有“也”,后句非孰与句同样有“也”。

3·3·3   原型句先行词复杂,其后用“是”复指,如例3。

3·3·4  1型句形容词谓语前有“之”,如:例9、11、《战国策·韩一》“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桀宋之利?”此类应为“孰与”和“孰如”混同后,将1型句名2与形容词谓语关系混同于定中关系所致。张文认为这种句式是在B(名2)、C(形容词谓语)项之间加“之”,以与“A(名1)之C孰与B)句”对应,是不正确的,参见3·2·2。

3·3·5  2型句名1后孰与前有名词性成分表比较方面,如:《战国策·秦策三》“蔡泽……曰:‘……以君臣论之,商君、吴起、大夫种,其可愿孰与闳夭、周公哉?’应侯曰:‘商君、吴起、大夫种不若也。’”

 

注释暨参考文献:

[1]杨伯峻.文言语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56.

[2]吕叔湘.文言虚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

[3]董性茂.孰与浅见[J].福清师专学报.1982,(1).

[4]刘胜友.浅谈孰与[J].东北师大学报.1984,(2)

[5]《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W].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6]何乐士等.古代汉语虚词通释[W].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古代汉语虚词词典[W].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易孟醇.先秦语法[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9]张国光.试论孰与的形成[J].中国语文.1989,(2).

[10]王阜彤.说孰与与孰若[J].语文研究.1992,(4).    

 

The Thesis on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and the Evolution about the Interrogative”Shu Yu(孰与)”,and its Analysis of Grammar and Grammar Types

YAN Hong-ming

(School of the Humannities,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56,China)

 

Abstract:This thesis firstly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hu yu(孰与)”,then puts forwards the author’s own attitudes:the reason that the selective interrogative sentence”noun1 yu(与) noun2 shu(孰) predicate” that has been changed into”noun1 shu yu(孰与)noun2 predicate”shows the different syntactical functions of”yu(与)”,namely prep. and conjunction,possessing the same morphology,and the part connected by “yu(与)”is the antecedent of “shu(孰)”,and such a rule that when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 is used as object,it should be prepositional. Additionally it is also affected by the assimilation of other types of “shu yu(孰与)”.But finally the sentence again has been changed into “noun1 shu yu(孰与) noun2”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the question without query in the option sentence possesses a trend of being developed to the option sentence(namely the option interrogative sentence which have possessed the option tendentiousness),in addition”yu(与),ru(如)〔ruo(若)〕”have the same or the similar pronunciation in the ancient times,and take the contrast answer when having the question ,so it is confused with”shu ru(孰如)〔ruo(若)〕”in the option sentence.But this option sentence”shu ru(孰如)〔ruo(若)〕”also affects oppositely the option sentence which making it have the same sentence type.The reason that”shu(孰)〔he(曷)〕ruo(若)”that being used as a conjunction is its use expressing the option sentence”shu yu(孰与)”being in the similitude of the meaning of “qi ruo(岂若)”,so the former is gradually confused with the latter.At last,the author analysises fully the grammar types of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 “shu yu(孰与)”.

key words:grammar of Chinese language,interrogative sentence,shu yu(孰与)

 

(每行45字共约12000字)